季节不曾为我赶路SorryDreams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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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没有答案的问题,茫然,孤独,从城市的深处,支离破碎的蓝天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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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互联网周刊》副主编张路

这不是一篇采访稿,采访稿还没写。
又是民间文学概论,课上收到NL的短信,询问采访《互联网》周刊副主编张路的时间和地点。我告诉他具体我也不清楚。12点下课吃完中饭,我给负责安排采访事宜的北京华人英才科技有限公司的联系人发短信,对方告知时间地点为今天下午两点北京站中粮广场麦当劳。此时已经是12点34分。我上网找一点相关的背景材料。12点46分坐上运通106。到了西直门转地铁,这一路上倒还顺利,到北京站的时候是13点50,把事先写好的短信发给另一个联系人(因为在北京地铁里没有手机信号),询问采访具体地点。结果还是没有一下子找到那个地方。好容易到了那个麦当劳——今天发现北京站附近居然有两家KFC,两家吉野家,两家麦当劳——在中粮广场里面辗转了一圈才到了采访地点一家安静的茶馆,如果没有另一个联系人YRB领路还真是很难找。
具体采访过程这里不便详述,有四个人同时采访,倒不如说是一堆人在聊天。

ps:昨天结束了在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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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转载]

对于凤凰卫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曾子墨,很多人并不陌生。这个来自全球显赫的投资银行的女孩,在事业达到顶峰时,毅然投身“凤凰”追寻新的梦想。近日,推出她的传记《墨迹》。在书中,她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谈托福

  满分673,她考了660

1991年夏天,我幸运地躲过高考,却出现在另一个考场上,并且因为那次考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那些日子,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爸妈说:“你要真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加入了考托福的行列。

报名时,一位穿蓝衣服的工作人员把我审视一番:“叫你们家大人到这里填表,报名表不能拿走!”

“不用拿走,我就在这里填!”

“你?你能代替你们家大人填表吗?”

“是我考,又不是我们家大人考。”

“你考托福?”“蓝衣服”的口气透着不容忽视的权威和轻视,“报名表都是英文的,你会填吗?”

“怎么不会?”我迅速填好表,交了钱,心里愤愤不平。

那时的我梳着长长的马尾巴,皮肤晒得黑黑的,显得又瘦又小,看起来比其他考生小了整整一号,以至于连工作人员都不相信,这样一个小女孩怎么能混迹于此。

报名后,我从书店里抱回一堆有关托福的书,还制订了周密的“60天计划”。然而突如其来的腮腺炎却让我一病不起,脸颊肿得像馒头。等到终于痊愈可以开始复习时,60天只剩30天了。

领取分数的日子到了。我努力挤到办公桌前,又看到报名时的那位“蓝衣服”。他拿着大人的腔调,说:“现在的孩子真不得了!你还在上中学吧?能考550就不错了吧?”

“那可不一定!我高三都毕业了!”

“蓝衣服”递给我一个信封,居高临下地说:“口气还不小呢!”

我接过信封,满不在乎地拆开,没有丝毫忐忑和紧张。然后,一个数字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660。

那次考试,满分是673。660分,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

我淡淡一笑,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惟一值得开心的是,这下别人可不能小看我了!

我望着“蓝衣服”,扬眉吐气地说:“老师您看,我说不一定吧!”

“蓝衣服”看了看我手中的成绩单,眼睛睁得越来越圆,嘴巴也张得越来越大。顿了顿,他才无比惊讶地说:“原来这次惟一一个考660的就是你啊!”

在他眼里,我第一次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尊重。不过,那时我并没预料到,这样一个无意间取得的分数,竟然让我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远赴异国他乡,开始了甘苦交织的留学生活。

谈面试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布满了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 他不动声色地发问:“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 元。你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第一种;如是负数,我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选择第一种。”

说完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于是,我老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打电话告诉你。”

那位分析员表情缓和了许多。但依旧不依不饶,又提出通常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

先后经历了9个人的考验后,当天晚上,在摩根斯坦利工作的达特茅斯校友请我去吃饭,我才得知在我的评定书上,那位分析员填写的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曾子墨认为,让自己开心快乐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谈摩根

  “最任人宰割的是我们这些分析员”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Club。席间,M&A和CorporateFinance化工组的 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 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谈辞职

  “这种工作让我充满厌倦和抗拒”

一天前,我刚接到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这时我已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 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 新经历,这让我充满厌倦和抗拒。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 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会大学毕业后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简介

曾子墨,毕业于美国“常青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后任职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大约700亿美元的并购和融资项目,其中包括 新浪上市。2000年,加入凤凰卫视担任财经节目主播,主持过《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和《凤凰正点播报》。现担任《社会能见度》以及《世纪大讲 堂》的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