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节不曾为我赶路SorryDreams的Blog

继1979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一举获得《群像》新人文学奖登上日本文坛之后，村上春树陆续创作了《1973年的弹球戏》（1980）、《寻羊冒险记》（1982）、《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并于1986－1987年间创作了《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纯文学不景气的背景下，创下多年未见的销售奇迹，一举打破日本文坛的沉闷局面，甚至为此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村上春树现象”。对不了解日文战后文学格局的人来说，可能误以为村上春树这样一个“畅销书写手”毋庸置疑是一个大众文学作家，实际上村上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虽然不能说不多产，和日本大众文学的最大代表推理小说家相比较，则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村上自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将近三年没写长篇，力气耗得太厉害了。这也是我的基本模式——两三年一部长篇。不可能一年一部。毕竟要耗尽力气才能写成一本，耗尽一切，一切的一切。注释1根据小说的后记记载，从1986年12月21日开始动笔，1987年3月27日完成，《挪》的创作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一气呵成，也超出了作家原先12万字左右的构想，“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地写这部小说。”（Beatles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以甲壳虫乐队的摇滚乐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战后日本的影响以及它们在村上小说中的表现，后文将继续讨论。）然而《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1987年以后的其他作品，和《挪》在村上文学世界中的特殊性相比，表现出更大的同质性。如果说村上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经常性主题，即所谓都市生活中年轻人的失落感，那么《挪》的艺术形式则是特殊的。用村上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现实主义，彻头彻底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从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又不同的角度来一个正面突破。当然搞现实主义这个欲望自《且听风吟》之后一直就是有的，渐渐发展成势在必得的决心。我不想把自己框死，所以才想用现实主义搞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正面突破，这便是《挪》的创作动机。注释2《挪》一部作品并不能改变村上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作家最受欢迎的却不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并非稀缺，却又殊为有趣的现象。究竟如何评价《挪》在村上文学世界中的地位是困难的，但它所取得的市场成功，至少证明小说中的某些东西，穿越了将近20年，仍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一 学潮派作家和Beatles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出现大规模的学潮和工潮，社会一度动荡不安。经历过学潮的日本作家为数众多，即有所谓的“学潮派”，如中上健次、村上龙和村上春树等人。在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中，“我”就是在学生游行示威运动中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因此被防暴警察将牙齿打掉了一块。在《挪威的森林》中也曾经出现学潮，而“我”对学潮持否定态度。“况且把学校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想要解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摧毁以后也毫无感慨。”（《挪》50页，本文无特别指明，所引《挪》原文皆出自林少华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而复课以后，首先出席的竟然就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我”感叹“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50页）村上并不是抱着一种昂扬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潮中。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结构，这可以说是小说成立的一个根本性前提。“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觉得唯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86页）村上惯于在小说中渲染一种社会阴谋论，他这样描述寄宿院：“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明其妙……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是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奇妙手腕骗取这片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其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11页）升国旗的东楼楼长，据说出生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14页）。帮助升国旗的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即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12页）。管理主任“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51页）当直子询问渡边集体生活的时候，“我”回答：“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18页）“我”试着问直子是否打算搬进寄宿宿舍，直子予以否认。在村上的小说中，一个隐藏的疑问，那就是像直子这样的个人的悲剧，究竟是个人的人格不健全所造成的还是社会所犯下的罪行？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否是造成年轻人无法溶入社会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个人和社会的隔阂并不新鲜的话——特别之处在于，社会更多地和都市生活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在小说中出现的西方文明的元素，则是日本传统文学世界中一股外来力量。1949年村上出生于一个京都的教师家庭。日本战后出生的这代人，和他们的父母辈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在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成长，村上春树就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从小就是爵士乐、摇滚乐迷，爱听Beatles，读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他上大学期间，就在东京国分寺开了一家酒吧。他的译作包括雷蒙·卡佛全集和鲍尔·西伦等人的近十部作品。《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不仅标题使人联想到鲍尔·西伦的《世界的终点》，开头还借用其中一首诗：
太阳为什么至今仍在发光
小鸟们为什么还继续歌唱
莫非它们不知道
世界已经终结了

在《挪》中，处处都可以看到西方化的生活方式。第一页便提到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直子最喜欢的亨利·马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直子20岁生日那天听的唱片《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和威廉·埃文斯的《献给戴维的华尔兹》，渡边宿舍房间贴的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阿美寮疗养院里收集的是音乐是从马勒的交响乐全集到甲壳虫乐队，玲子用吉他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甲壳虫乐队的《米歇尔》、《寂寂无人》、《茱丽亚》，去疗养院渡边从帆布包中取出的是装有白兰地而不是清酒的薄金属水筒。在渡边的学生寄宿院里，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房间里面摆设着咖啡桌。在饮食方面则是煎蛋、色拉、通心粉、汉堡、葡萄酒。绿子抽的万宝路香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打桌球的场景。“我”喜欢的作家是杜鲁门·卡波特、阿琅达依库、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而生出一股幸福之感。”（31页）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重建的西方文明在小说中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一同构成群体与个人的隔阂，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崭新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给受伤的青春以慰藉。

二 木月、直子和渡边，从死亡开始的故事

村上在《且听风吟》绝笔不写性和死亡，这一条当初恪守的原则在《挪》中被颠覆了。与其说《挪》所讲述的是爱情故事，毋宁说是青春和死亡。死亡，更准确地说是自戕，作者在叙述中刻意使死亡毫无征兆地出现。第一次是“我”原先的唯一的朋友，和直子青梅竹马的男友木月的死。那是5月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木月和“我”不去上课，一起去打桌球。玩球时间里，木月十分少有的一句玩笑也没说。随后一笔写道：“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皮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胶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依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24页）没有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

小说的关键人物直子的自杀更加富有戏剧性，同时也残酷得多。小说的第10章以直子的病友玲子写给“我”的信结尾，心中写道：“当然我很遗憾，遗憾未能得以参加你同直子的喜庆婚礼。然而归根结底，又有哪个人能明白什么算是喜庆呢！因此你无须顾忌谁，如若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那就及时抓住机会！以我的经验来刊，人的一生中这种机会只有两三回，一旦失之交臂，一辈子都将追悔莫及。”（282页）下一章也就是小说最后一章的开头：“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成一杯灰烬。”（283页）在小说中作者利用叙事手段刻意突出死亡。当所有的人一次次以为或者期望直子从心理疾病中康复，回到现实社会，和渡边共同生活的时候，当读者也在思索着渡边在直子和绿子之间将何去何从的时候，小说给出的回答是直子的死亡，似乎生怕让渡边在两者——娴静典雅而澄澈莹洁的直子和有着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的绿子——之间做出抉择。作者显然不愿意坐看小说发展成为一个俗套的三角故事。木月、直子和渡边，生者只有渡边，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生者必须继续长大，并为他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唯有选择自戕的木月永远以17岁的年华活在直子和渡边的记忆中。他的死对直子和渡边都造成极大的困扰，一个是他从小青梅竹马的女友，一个是只有他这个唯一的朋友的渡边，然而在小说中，无论是正常人或者是有心理疾病的人，死亡来得没有征兆——在外人的眼里——似乎也并不需要何种充足的理由，倒好像是继续生存更需要去证明。俘获了木月的死也同时俘获了直子和渡边。原来的直子穿着艳丽，任何时候都有一大帮朋友在身边，而当一年之后随着一次邂逅，渡边看到的她，却已经瘦成了另一个人，生活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而他的死的另一个后果，是渡边感到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他的死如此匪夷所思，以致于渡边开始新的生活，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想得过于深刻，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一定距离。他隐约感觉到，面对木月的死，直子做出了和他相同的选择，离开原来生活的城市，去东京上大学，在一个没有任何熟人认识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在直子20岁生日的雨夜，“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什么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珍贵之物。”（42页），“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30页）生活在木月的死的阴影中的直子，希求的或许真的不是渡边，至少在那千万人中，她不应该选择渡边，因为她和他都是死去的17岁的木月生命中最接近的两个人。这种接近从1968年东京中央线电车里渡边和直子的邂逅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直子想要开始新的生活的努力的失败。从这一点上看来，故事从木月的死开始，死亡便一直尾随而至，并借由直子的死将小说推向结局。

三 不断行走的意象，从行走到出走

直子在小说中的每次出现几乎都在不断行走。在第一章渡边的记忆中浮现的直子，第一次在小说中露面就是和渡边一起散步，说起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第二章她第二次出现是在东京中央线电车和阔别一年的渡边邂逅，然后在四谷站下车。“出得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19页），“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清走去。”（20页）等到到了驹清的时候，直子突然察觉似地问道这是哪儿，就好像刚才一直处于灵魂迷离状态。渡边和直子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直子一点一点的依顺了渡边，渡边也一点一点地依顺了直子，而他们之间的约会仍然脱不开不断地行走。在第三章中，直子和渡边再次见面，“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27页）“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一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般地，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28页）渡边甚至为此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柔姿鞋。“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30页）在阿美寮疗养院，则是直子、渡边和玲子三人的散步。绝口不提过去而只是一个劲儿地走个不停。渡边一个人也经常做徒步的旅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31页)自己在哪里，如何到了这里，不知道去哪儿，这种不断行走的意象具有如此强烈的暗示性意味，以致于不断行走、寻找和出走开始构成生命的全部。直子在深山老林里的阿美寮疗养院接受心理治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养神经，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难道就缺一台连接外部世界的收音机吗？这是一个刻意被建构起来的“桃花源”，而在“广阔无边却又险象环生的外部世界”（59），直子没有办法“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64）。渡边一心盼望着直子从心理疾病中恢复，回到现实生活中。和木月不同，他决心活下去，变得愈发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他别无选择。而在外部世界中等待着直子的是什么呢？“桌面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43页）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暗示着木月死后，外部的现实世界已经没有了她的容身之处。当她从阿美寮疗养院离开的那一天开始，死亡像事先越好了似的接踵而至，而失所的青春竟然无法拒绝。